新 闻 网 页 MP3 图 片 Flash 信息快递

→综合搜索:

给力IT网
设为首页
  >geiliit-给力IT网  > 热门导读 > 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允许被戴绿帽子
最 新 图 文

最 新 热 门

 

 

热事件全方位解析

就在给力热门导读

最 新 推 荐

 

给力热门导读          

        

         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允许被戴绿帽子

  

  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这是公元前359年法家之言,因行此言,而缔造了公元前221年的大秦帝国。时光穿梭到公元1952年毛主席针对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时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只有处决他,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后60年的5月31日《环球时报》提出“民间应允许中国适度腐败”,一语汗人,擂台就此展开,请各方允许转言。
反方辩词

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是误国之论
  《环球时报》的高明,在于能为“允许腐败”罗列一堆积极的意义,譬如为了民众心气平和一点,为了社会大局稳定一点。由于结论是不合逻辑的,那就必然需要一系列不合逻辑的推理过程。譬如,说到腐败导致民众心气不平、导致社会不稳定,居然不去追究腐败者的责任,反要归咎民众对于腐败的容忍度不够高;说到反腐败不需要“民主”,搬出亚洲几个更腐败的“民主国家”,说它们“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却不知比的是腐败的人数,还是腐败的金额,只能让人觉得都不靠谱。更不靠谱的是,说导致民众无法容忍腐败的根源,居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仿佛换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说教,民众可能就会“允许腐败”了。最后的结论是,高薪养廉不行,制度反腐也不行,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允许腐败”,静待“综合发展”。
  有了这样的理论,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贪官。他们尽可以在“综合发展”完成之前,再名正言顺地“适度腐败”下去。只是民众看不明白,这“适度”的“度”,到底在哪里? “村长一届5万,乡长一届10万,县长一届30万,区长一届50万,省长一届100万,整个政治生涯最多贪300万。”不知主编先生以为然否?有了这样的“适度腐败”,主编先生是否觉得就要比亚洲的那些民主国家好得多?民众的心气平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主编先生也就满意了呢
“允许适度腐败”就是鼓励麻木
  这篇具有“现实性和客观性”的社论,为官员鸣了很多不平,大都不值一驳,值得一说的是,它特别提到了腐败与发展的关系。因为“腐败不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更是‘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所以“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意思是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腐败问题,仿佛只要到了某个发展阶段,腐败问题就会自然而然轻松解决,而在“初级阶段”,腐败因为不可避免而公众只能容忍。但是,腐败与发展的关系绝不是这样简单,而且解决腐败问题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比如,腐败导致环境污染,环境恶化无法高质量发展。
  这篇社论鼓励公众走出“痛苦的迷茫”,除了寄希望于所谓“发展”这个“法宝”外,另一个则是提高“允许的程度”。换言之,我们的“腐败痛苦感”之所以突出,不是因为腐败真的特严重,而是因为我们对腐败“允许的程度”太低;只要我们提高这个“允许的程度”,我们就不至于“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不得不说,这篇社论深得阿Q精神胜利法的真传,简直就是公开鼓吹人们对于腐败的麻木不仁。
  殊不知,对公众而言,这点“痛苦的迷茫”实在不算什么,他们对于腐败除了表示痛苦和继续“围观”,根本无能为力。所以说,提高“允许的程度”完全是一个伪问题:不提高又能怎么办呢?公众倒是想对腐败零容忍,可还不是“前腐后继”吗?很明显,腐败“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公众不仅无权决定适度腐败的“度”,而且腐败问题根本没有“度”。依法治国的国家焉能“依度治腐”?
  在我们一直喊对腐败零容忍的时候,腐败问题已如此严重,倘若我们改口“允许适度腐败”,腐败问题更将如何泛滥,其实可想而知。对于腐败,我们必须拒绝麻木,必须保持清晰的痛感,也就是该社论所谓“痛苦的迷茫”。事实上,痛苦并不一定让人迷茫,麻木才真正让人迷茫。公众那点仅剩的对于腐败感到痛苦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

  反腐败斗争,与追求社会公正一样,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奋力追求公正,可能会得到相对公正或者说不是很不公正的社会状况;如果放弃追求公正,则公正的价值观念必将式微直至当然无存。反腐败,只有零容忍,才有可能得到一个相对廉洁或者说是不太腐败的政府;如果适度容忍,允许“适度腐败”,则必将互相效仿,互相攀比,最终腐败滥觞,百孔千疮,不可救药。度,可以成为量词,可以成为量变到质变的过渡或者边界。适度,就俨然成为模糊词了。什么样的度,叫“适度”呢?即便当下,为官者贪污腐败受贿索贿多少万以内,就叫“适度”而不追究刑责呢?坊间传闻,二十年前,五千以内不追刑责,后来很快,二十万以内的,检察院一律来不及处理。这个“适度”的话语权,固然可以牢牢掌握在环球时报手中,然而这个“适度”的决定权,恐怕最终还是掌握在有机会贪污腐败受贿索贿的人手中。
  环球时报还暴露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照此类推,因为彻底消除吸毒贩毒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吸毒贩毒;因为彻底消除强奸幼女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强奸幼女;因为彻底消除盗窃抢劫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盗窃抢劫;因为彻底消除赌博传销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所以要允许适度赌博传销;......何其荒唐!
  官员腐败的直接受害者是老百姓,从利益驱动机制来看,最积极反腐败的是利益受损者老百姓。作为社会的独立力量媒体,本应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瞭望者和守夜人,本应成为老百姓反腐败的同盟军。而环球时报却软化百姓反腐斗志,甚至罔顾事实为腐败鸣冤叫屈,说什么“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说什么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完全是奇谈怪论,不值一驳,姑且留此存照。
允许腐败如同允许老婆出轨!想戴绿帽子?
  腐败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之说荒谬之极!无耻之极!这是赤裸裸的站在腐败者的立场上,为腐败者开脱!腐败是什么?是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混日子,不管纳税人的死活!是贪婪的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据为己有!是勾结黑恶势力与民抢夺老百姓的利益!是把纳税人的血汗钱肆意挥霍,肆意浪费,肆意送人!肆意输出!这些恶行什么程度算是合适?恐怕是一丝一毫也不能令纳税人容忍允许的吧!如果强忍住会不痛苦,不是掩耳盗铃,就是脑子进水了!
  打个简单的比方,把纳税人比作丈夫,把公务员比作妻子,把腐败比作妻子的出轨。纳税人不能容忍腐败,就等于丈夫不能容忍老婆背着自己在外面和别人上床是同一个道理。正常的男人,谁能允许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上床,并把做爱的时间控制在他允许的程度内呢?写这篇文章、有这样提议的人,他能允许自己老婆在合理的程度上和别的男人上床吗?

  我们决不能因为腐败无法根治就放弃,或者因为别的国家比我们严重得多,就要大家“理解”!如果我们对腐败有了“允许的程度”,腐败分子便会在这个“度”上做文章!既然纳税人能容忍“轻度”的腐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必然能容忍“重度”的腐败!在“温水煮蛙”的效应下,任何腐败都可以变的容忍了,都会从“不允许”变成“允许”的!因此,这个“允许程度”的怪论,是腐败集团抛出的人们对腐败容忍底线的试金石!是为今后疯狂腐败做的铺路石!
  可以这样说,“腐败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的怪论是试图颠覆的人们的价值观!向纳税人的智力进行的宣战!如果人们不予以坚决的反击,难道要容忍腐败分子大捞特捞,捞好捞足、拍拍屁股跑到国外享受,留下满目疮痍的山河,让纳税人无法生存时再反腐败!
允许腐败难道要允许适度莞式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官员不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廉”;又不可能“给官员大规模提薪”;“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也不可能像美国富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真是急中国官员之所急,想中国官员之所想,该文把中国官员为官的“艰难”生态呈现在公众面前,说出了他们的肺腑之言。因此,“适度”腐败一点,并且“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切合实际的,是利国利民的。认为反腐败“能够‘反’出来”,和能够‘改’出来”,纯粹是政治浪漫主义。
  然而政治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允许“适度腐败”的同时,要考虑其它的方方面面,例如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当今中国除了官员们在“艰难”的生态下为官外,老板、教师、医生等,也都在并不轻松的环境下经商、从教、悬壶。俗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家活得都不容易。既然允许“适度”腐败,就意味着允许“适度”地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包二奶(不可包三奶、四奶……,那样就不“适度”了)。

  因此,老板们就允许“适度”地行贿、偷工减料、以劣充好,制假贩假;“适度”地行使美人计。食品里的工业盐、三聚氰胺、苏丹红、地沟油、工业色素……的添加要“适度”;矿难、工程事故死亡人数瞒报要“适度”;偷税要“适度”。总之,只要做到了上面的那些“适度”,就能“小心驶得万年船”。
  高等教育大跃进以后,大学数量和学生数量都在翻番,教授数量每个学校却严重不足。而教授数量的多少是一所大学的门脸,也是体现一个省市教育水平的门面。
教授不仅是一个职称,而且与工资、福利、住房、出差待遇、社会地位等一系列真金白银密切挂钩。现在的大学教师非常务实,谁还愿意像前辈那样“板凳坐得十年冷”,与青灯黄卷为伴,在“炼狱”中当一名“圣徒”?强烈的名利欲驱使着众多大学教师破门而出,走上了一条学术成果“速成”的捷径。
  《适度》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同样,学术腐败和剽窃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目前,学术腐败和剽窃行为只要“适度”,“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是有利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只要“适度”“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就不能叫剽窃,只能称“学术不端”或“学术欠端”。这样可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可以增加教师和学校的学术成果;可以提高教授职称的比例;可以提高学校和地方高等教育的知名度。这是一个多赢的战略性的举措。不过在操作时一定要把握“适度”和“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当前中国的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医生收取患者红包的现象受到强烈诟病。民众认为这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卫生领域的腐败现象。但是“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同样“不具备”。因此同样可以采取让医生“适度”地收取红包的办法。这样既可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还可以让患者及其家属获得心理上的宽慰,从而出现一个双赢的局面。
  《适度》称:“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扫黄打非也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生一茬。《适度》又说:“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我想道理是一样的,要想“根治”卖淫嫖娼的条件目前恐怕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不都有红灯区吗,发展中国家也有妓院。怎么办呢?何不也让卖淫嫖娼“适度”一下,把它“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何谓“适度”?可以规定……(删去180个字)不得卖淫。可以规定……(删去300个字)不得嫖娼。
  5月10日《环球时报》上登载了一篇《改革需防政治浪漫主义》的妙文,说到“政治体制改革是很必要的,但是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义运动。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浪漫的政治改革解决问题,那样的想法太天真,没有太大意义”。其中心思想是讲“不要”——不要对未来的政治改革“太天真”,不要采取“政治浪漫主义”的态度。言外之意是对包括反腐败等热点问题的解决不要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奢望。而《适度》的中心思想是讲“要”——“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要民众“理解”。两篇文章发表相隔20天,一个讲“不要”××……;一个讲“要”××……,一前一后,精心策划,遥相呼应,用心可谓良苦矣。
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恐怕只有贪腐者的才会拥护这样的观点吧。作为公众,对于腐败问题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今天我可以容忍你腐败,明天我再容忍他,时间一长,效仿的人一多,社会将会怎样?国家将会怎样?到时候,到政府办事要给官员表示表示才稳当;到医院看病要给医生意思意思才安全;孩子上学要向老师慰问慰问才安心….
  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和国家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对于腐败,从古至今任意时代无不是为社会所唾弃的,也从未出现过对腐败有妥协,容忍的情况。治理腐败,适度原则是不适用的。要杜绝腐败,就要遵循“零容忍”规则,发现一起腐败案件,就严惩一起。只有在“零容忍”规则下治理腐败,才能确保人民权益不受侵犯,才真真正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正方辩词
民间应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原文
  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腐败,民主也无助于腐败问题解决。并称中国“腐败痛苦感”突出是因为腐败跟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深入人心有关。文章呼吁民间要理解中国的适度腐败,不要举国坠入痛苦的迷茫。
  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昨天被宣布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消息再次触动了公众关于腐败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从全国范围看,腐败官员落马的消息的确不断冒出,给人贪腐者“前赴后继”之感。没少抓,但像是抓不完。这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有人说,只要“民主”了,腐败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这种看法是天真的。亚洲有很多“民主国家”,如印尼、菲律宾、印度等,腐败都比中国严重得多。但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
  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中国是全球化很深入的国家,发达国家廉洁的高标准已被中国公众见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信息强行压缩在中国舆论场上,痛苦和纠结因此无法释怀。
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实行高薪养廉,美国的参选者很多是富人,一般人当了官后积累名望和人脉,卸官后可以通过各种“旋转门”把这些积累全变成现金捞回来。而这些路在中国都是死的。
  给官员大规模提薪,中国舆论断不会接受。官员退下来后一转身利用影响和人脉赚大钱,制度就不允许。让富豪们去当官,更让人觉得“变味”。中国官员的法定工资很低,一些地方官员的福利常常通过“潜规则”实现。
  整个中国社会现在都有些“潜规则化”,医生、教师这些涉及公共福利的行业也在流行“潜规则”,很多人的法定收入不高,但有“灰色收入”。
  哪里是“潜规则”的边界,这点并不清楚。这也是当前腐败案较多,而且有些是“窝案”的原因之一。民间流行“法不责众”的说法,一旦有哪个官员相信了此说,并且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时,他就已经十分危险了。
  必须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这可以极大增加腐败的风险和成本,起到必要的震慑作用。官方必须以减少腐败作为吏治的最大目标。
  民间须坚决加强舆论监督,提高官方推进反腐败的动力。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
  写这些话,决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反腐败是不重要的、可以拖延的。相反,我们认为反腐败确应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它也是整个国家的共同追求。
  然而我们认为,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它既是腐败官员自身的问题,也是制度的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它还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问题。
  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但它的胜利同时取决于其他战场上对各种障碍的肃清。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即使一时是,也持久不了。反腐败是中国的突破口,但这个国家最终只能“综合前进”。

    

下页更精彩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关于我们 | 广告刊登 | 合作伙伴 | 友情链接 | 意见反馈 | 帮助HELP
版权所有
Copyright 2009-2013 给力IT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