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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制日货能否就能强国伐日
  中日钓鱼岛争端近日激起中国民众大规模自发示威游行,这极大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忱,增进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很自然地,“抵制日货”的主张也再次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呼应。在游行活动中,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这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么我们该不该抵制日货呢?理智抵制日货是否可行?

看看当人们抵制时,还抵制了什么?
  抵制中国劳动者广汽丰田成立于2004年 ,丰田在中国的事业分布可以分为三部分:在华独资公司(主要负责研发);与一汽的合资公司(天津一汽丰田、四川一汽丰田),与广汽的合资公司;与一汽、广汽的三方合资公司。截止2011年末,丰田已在中国的8个省和直辖市设立了11家合资公司。丰田公司在中国一共拥有大约500家经销商,3万多名中国员工,其中广汽丰田约6000人,一汽丰田约12000人。2011年,广东纳税百强名单中汽车企业有6家(6家都是日本合资车企),第一就是广汽丰田,纳税87.87亿;四川一汽丰田2011年纳税37亿,排名四川省第二。
当一个人在中国抵制丰田车的时候(排除整车进口),就是在抵制经销商、广大中国员工、每年的巨额税款。抵制越成功,这些“中国元素”遭到的损失可能就越大。当然,抵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造成损失,但损失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来自中国人,这还叫什么“抵制日货”呢?
  抵制中国、非日本投资者,根据2010年数据,日本丰田集团控股前十位中,有四席为国外公司,其中46.5%股份的控股为日本国外企业。而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基金OD05持有丰田已发行股份的1.73%,成为排名第10的股东。一汽集团与丰田集团对一汽丰田各占50%股权;广汽集团与丰田集团对广汽丰田各占50%股权。任何上市的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大公司)都一样,股权构成相当复杂,当然可以说某个品牌是某个国家的,但它显然已不完全是甚至只有小部分是。在中国砸丰田车更是南辕北辙,所砸丰田车基本是一汽丰田或广汽丰田,从股份上来看,这至少算是“半国货”。
  是什么让“抵制日货”成为不可能 ?应该说, 抵制日货已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老话题了。最早的一次抵制日货运动是在1908年,中国水师在澳门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只,引起中日外交纠纷, 随即由粤商自治会发起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五四运动中,围绕着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归属, 中国掀起了最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而且效果明显。在1918年的时候, 日本在列强对华商品输出的总量上占44.9%,可是从1919年以后就持续走低, 到1921年降低到24.5%;在1923年因为收回旅顺和大连问题, 抵制日货再起, 当年日本对华输出量只占各国对华输出总量的24.2%。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所涉及的货物是相对简单的,主要是棉纱织品、日用百货等轻工业产品,也包括日本在中国的采矿生产。这时期,日本资本对中国的大规模直接输出相对较少,所以抵制容易发生且易于达到目的。抵制日货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相当激烈,而抵制日本大量生产的粗布就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的纱厂竞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发家于抵制日货运动时期,该公司一直把抵制外货、振兴国货作为主题, 宣传自己的产品。
  但是全球化让抵制不再可能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是资本主导之下的全球化。在这种全球化模式下,“货物”已经不再是跨国流动的主要因素,“资本”取而代之,而跨国资本的复杂、隐秘、无处不在,对传统的“抵货”运动形成巨大的挑战。
  首先,资本的构成变得多国化、国际化,主导这个过程的就是拥有巨大资本的、不断互相购并的跨国公司。它们不再具有十分明确的国籍。比如:“抵制日货”名单上的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其实是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控股(拥有37%的股份),而后者又是由德国的戴姆勒-奔驰公司和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合并而成的。因此,是来自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资本共同控制着三菱。如果说,三菱汽车公司是在中国人的“抵制”名单中,那么,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就是世界第三大汽车生产商----戴姆勒-克莱斯勒。
  其次,跨国公司的产品,其生产过程高度国际化,所谓的“日货”,不再是日本纱厂生产的棉布,或者从日本进口的商品,而通常是具有日本的核心部件、知识产权、营销计划的商品或服务。中日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这种隐性的“日货”。
所谓盲目抵制日货有几种表现:
  一是“逢日必反”,只要是日货一概抵制;二是抵制的方式不限于自己不买或不卖日货,而是对别人使用或经销日货也加以抵制甚至损坏;三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日本在华企业或商业行为进行攻击。盲目地抵制所有日货,在思想方法上是绝对化,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其结果不仅不能起到打击日本右翼的作用,反而可能适得其反,给日本右翼丑化污蔑中国提供口实,损害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形象。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商品都不是单纯的“原装日货”,而是“多国籍”产品。同时,所谓“国货”或其他国家的产品很多也是同日本企业合资生产的。这一点作为消费者个人是很难分清的。例如,韩国的一些电器的核心零部件也是日货,所以韩国虽积极提倡使用国货,但并没有过激或盲目地抵制日货。在国际上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像闭着眼睛打麻雀,很可能打不到麻雀,反而误伤自己人。如果盲目抵制日货打击了在华日资企业,很可能导致这些企业的中国职工下岗,从而损害中国同胞的切身利益。
  其次,盲目抵制日货将破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的良好投资环境,有损我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国内社会和谐环境。去年中日贸易总额约达1700亿美元。中国对日本出口738亿美元,其中约60%来自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截至2004年底,日本在中国直接投资累计合同金额为666亿美元。大大小小的日本企业、饭店、公司、事务所遍布中国各个城市,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着贡献。如果借抵制日货的口号,把对日本政府错误做法和右翼势力的义愤发泄在它们身上,很容易造成日资企业、连锁店所在地社会秩序的紧张与混乱,甚至让图谋不轨的人钻空子。这是人民群众所不愿看到的。
  第三,盲目抵制日货有可能造成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结果。应该看到,日本经济界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大多数商家和企业并没有支持日本右翼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中田庆雄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明确表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要努力促进日中政治关系的改善。在为印度洋海啸灾区提供援助时,驻北京的日本工商会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以表达对北京市人民的友好之情。如果对于一贯对华友好、为中国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日本企业及其产品也要抵制,这难道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吗?难到能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吗?
  反日——抵制日货——砸日本车 ,反日、抵制日货是自由,但打砸日本车却不是。日本政府及一些右翼分子对待钓鱼岛的态度让中国民众愤慨,这样的愤慨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自我表达:反日。所谓反日,就是反对日本不尊重历史的态度。这样的表达又有两个层面:一是自我消化(内心愤慨);二是有宣泄这种愤慨的需求。 第二个维度是对他人的表达:我拒绝用日货,同时也希望他人不用。虽然上文分析了这种要求在操作上无法实现,但本质上是一种偏好,而偏好完全是个人自由(不涉及人身、种族)。同时,“拒绝日货”也完全可以是一种表态,即在和平、守法的条件下,通过公民个人所能控制的选择,参与公共事务,表达正义的情感。第三个维度是打砸别人的日本车(日货)。有很多网友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当然知道打砸别人的日本车是不对的,用不着你们来说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恫吓,使想买日本车的人看到了这一幕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种想法还是要回归到第一段的分析,你可能既无法准确无误地伤害到日本企业,还要因为侵犯别人私人财产而承担法律责任。
  一些支持日本右翼教科书的日本企业和团体的名单被公诸报端,挂在互联网上。其中有些企业长期同中国做生意。这就从一个侧面揭开了近年来中日关系之所以“政冷经热”的一个谜底。中国消费者愤怒了,商家愤怒了,一场有针对性的抵制日货的行动开始了。这对支持日本右翼的企业和商人造成心理上的极大打击。其中有些见势不妙,急忙发表声明:本企业从未资助右翼教科书编撰会,云云。看来,既想赚中国市场的钱,又想在国内支持右翼团体美化侵略历史的日本企业今后必须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放弃支持右翼教科书,无 疑将是对日本右翼教科书编撰会的釜底抽薪。其结果将是中日“经贸热”不会受多大影响,中日“政治冷”也会有改善。否则,中日关系“政冷经冷”的前景也不能完全排除。
  作为一般消费者,很难分清那些是“原装日货”或“合资日货”,老百姓购物的基本考虑就是物美价廉,即所谓性能与价格比,而不论厂家是谁。我们不能以消费者的自主消费行为来衡量是否爱国。当然,作为个人,出于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侵略历史的义愤而不选择日货也是个人的自由。但即便是针对那些支持日本右翼势力的企业,抵制起来也不能超出法律允许的限度,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以为所谓“日货”是根本无法准确界定的。因此所谓“抵制日货”云云也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但偏偏有人不承认这个道理,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实际操作办法——“我不会刻意去抵制日货,但是当有同类产品的时候,我绝对不会买日本人的东西,即使它的价钱可能便宜一些。当然,如果性价比差的太厉害的话,我想,抵制日货也只能是一种空话。”也就是说:不考虑零配件由谁生产,如果日货确实质优价廉,那不妨放弃抵制;可是如果有同等质量、价格的其他商品,则坚决不买日货。
  这些主张抵制日货的人的目标是:通过抵制日货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那现在可以分析一下,上述标准是否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
  假设日本人非常迫切地需要中国人购买他们的商品。而中国人顽强地坚持“同等条件,抵制日货”的上述标准。这时会发生什么?这时日本人会意识到,他们要想在中国成功地销售商品,就不能满足于达到市场上已有商品的平均水平,而必须使自己的产品达到更高的质量水平,同时还要努力控制成本,使价格更低。而且,只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些声称抵制日货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心安理得地去购买日货了。
  日本人啊,有这样严格的消费者督促,日本商品想要不质优价廉、行销全球也难啊!反观国货呢?哪里去找这样好的条件?国货一向是只要达到、甚或低于,但不要低太多,就可以得到抵制日货者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国货想要出类拔萃,简直是痴人说梦啊。
  抵制日货者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督促日本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他们达到了目的,日货当然会在中国市场大量销售。那么,在那些本来无意抵制日货的国家,如此之优价廉的商品,自然更要大行其道。那时,国货还想要出口吗?难矣哉!
  对于抵制日货者,日本人本来是不乐于见到的。但对于持上述标准的“抵制日货者”,日本人恐怕会欢迎得很,甚至会发一个消费者监督员的称号给他们,以感谢他们不遗余力地促进日货质量的提高。
  前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应该理性爱国,之前有些人主张抵制日货,可是全球化进行到今天,要看清楚,索尼产品95%是中国制造。抵制日货不愚蠢吗?他强调,不要被那种看来很激进很爱国实际上误国的言行所忽悠,那是害国家的事情。
  不由分说抵制日货,很可能导致“玉石俱焚”让我们记住一个年轻人对“中国该不该强硬反制日本”的看法。他说:我们要抵制日货,并不是要砸自己的日货,我们在各行各业,都要比它做得好。我们的官员,比他们的廉洁;我们的街道,比他们的干净;我们的桥,比他们的结实;我们的年轻人,比他们更有未来,更有希望。
  正如两千多年前的大秦帝国崛起时有一位叫做李斯的人所述的《谏逐客书》言,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人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魏之女不充后宫,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甕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
  伏尔泰说过,真可悲呀,要想做个好的“爱国者”,就得与其余的全部人类为敌。抵制日货否? 要遵循毛主席的一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自力更生发展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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