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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父母的恶梦 教育腐败从幼儿园开始


 

  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教育系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218件,涉案243人,涉案金额2371万元。其中教育局领导32人、教育局下属教研室和勤工助学部门的领导41人、学校领导61人、基层教育辅导站领导51人这是近两年的官方数据。这些事实表明,升学考试、学校招生录取、新生入学,正成为教育部门个别人中饱私囊的腐败高危点。

  其实众所周知的是,不仅是在广西地区,就是在其它地区,只要是涉及到升学考试,招生录取或新生入学等教育领域的,大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或显性或隐性的腐败问题。因而人们看到的是,每到考试、入学期间,也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在考试、入学与升学的同时,明的是学校收取各种巧立明目的“赞助费”,暗的则是背后肮脏的权钱交易,应该说,如此教育腐败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社会的公开秘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教育作为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公共资源,由于其相对社会需求存在着一定的稀缺性,加上多年来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工作失误,所以在不少地方本应有着天然社会起点公平特征的教育,却在权力、金钱的作用下,事实上异化成了比权力大小、比金钱多少的权钱交易的“角斗场”,于是在理论上本该最讲公平的学校教育领域,事实上出现了“学校大门八字开,无权没钱别进来”的地方。

  看一种教育制度是否具备社会公正的特征以及在多大程度具备了社会公正的含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在这种制度框架内,社会弱势群体是否能与其它社会群体一样得到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甚至于在相当条件下,还应得到一定的倾斜。然而如以这样的观点看,恐怕人们也不得不承认,现有的教育机制,现有的教育模式尚还不具备如此公正的社会机制和制度特征。因为有权的、有钱的能进好学校、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现状已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样的不公社会事实。

  《纽约时报》22日发表署名DAN LEVIN的报导表示,腐败从幼儿园开始,已侵蚀中国教育的整个环节;中国家庭眼看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都被出卖给了出价更高者,关系硬的有钱人和没门路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绝望的父母不得不选择送子女去国外接受教育。

  报导说,对于中共官员们在政商两界进行的违法违纪行为,普通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北京的教育谘询师李瑁(音译)说,尤其令人失望的还是教育者和学校管理人员的道德缺失。他说:“如果教师们做这种事情,令人失望的程度就大得多,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期望也高得多。”  

  望子成龙一直是中国父母的寄托和期望,但无处不在、渗透教育系统的腐败正让一个个中国家庭和父母从期望变绝望。

腐败从幼儿园开始

  据家长和教育人士表示,从入学、进重点班到当干部,几乎什么都有价钱。就连靠近黑板的座位和班长职位都可以用钱来买。

  甚至还没开学,这种事情就已经开始,精英学校的入学竞争给学校领导及其关系户创造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副业。

  清华大学洁华幼儿园是清华大学的附属幼儿园。每年春天,这所幼儿园会收到潮水般的家长申请。家长们把入读洁华看做孩子将来进入中国顶级高校之一的通道。

  按照规定,学校只对清华教职工的孩子开放。但是,据一位幼儿园工作人员称,花大约15万元(约合2.4万美元),就可以让一位清华教授来“支持”一名申请者。

  没有关系的家长需要贿赂一连串的人才能让孩子被幼儿园录取。这位工作人员称,“跟学校的关系越疏远,要送的钱越多。这儿送点儿、那儿送点儿,加起来会很多。”

  各种名目的择校、共建、赞助费

  中共官方宣称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现实却往往更加复杂。随着孩子渐渐长大,缺少关系的父母必须一再为更好的教育机会掏钱,在全中国,类似款项打的是“择校”费的招牌。

  尽管自2005年以来,官方禁止收取“择校”费和其它不正当费用,但学校领导和相关政府部门却不断想出各种招数来绕过禁令,让钱流进自己的腰包。

  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来到远离家乡的城市,生活艰辛,对他们而言,这些不合理的费用特别沉重。来自河北的赵华(音译)在北京开了一个小电器店。她说,为了让女儿入读一所北京小学,她被迫给一个银行账户存了4,800美元(约合人民币2.8万元)。

  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在银行里遇到了区教委的官员,官员们拿着一张学生名单,上面写着每个家庭得付多少钱。他们还让她签了一份文件,表明这笔钱是自愿的“捐款”。她说:“我当然知道这不合法。可你要是不出钱,孩子就上不了学。”

  在一些排名靠前的高中,入学考试成绩低的学生可以“买”到关键的几分,把成绩提高到录取分数线以上。在北京的一所精英高中,根据不成文但却众所周知的政策,家长每多交4,800美元,学生就能多得一分。“我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一名15岁的王姓学生说。

最近,中国媒体报导说,要入读著名的北京人大附中,现行的贿赂费用从8万美元到13万美元不等。

  政府官员也找到了一个利用这种体制的方式。《21世纪经济报导》称,权势机构及国企经常通过所谓“共建”政策向名校捐款。作为交换,这些机构的员工子女会在录取时获得优势。私有企业也用上了同样的办法,为顶尖学校提供“企业赞助”。

  由于有这种腐败现象,中国家庭眼看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期望都被出卖给了出价更高者,关系硬的有钱人和没门路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

教师礼物:代价不菲的竞争

  周围都弥漫着金钱才是王道的文化,老师们也常常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补贴微薄的工资。撰写过教育报导的记者覃里雯称,一些老师不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课程中的大量关键内容,而是另外开设补习班,鼓励学生上补习班。

  覃里雯说:“既然大家都付钱给你,为什么还要免费上课呢?”她表示,想到孩子可能会错过关键内容,或者是惹来老师的忌恨,许多家长都不得不花钱上这些补习课程。

  9月的教师节是一个全国性节日。在此期间,各年龄段的所有学生照例都会给老师带来礼物,溜须拍马的文化由此变成了一种代价不菲的竞争。一束花或一个果篮就够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根据中国新闻媒体的报导,如今许多老师希望收到的是设计师名表、昂贵的茶叶、礼品卡甚至渡假游。一些家长称,在内蒙古,更敢要的老师喜欢收到借记卡,这些借记卡关联的银行账户全年都可以充值。

  《上海日报》估计,同十年前相比,这类礼物的价值已经涨了50倍。

  在这种贿赂文化中,家境贫困的学生最容易受到伤害。33岁的包红(音译)在北京做家政服务员。她说,去年,有个老师打了她女儿耳光,还说她“笨”。到了春天,这个老师就不再批改她女儿的家庭作业了,后来的一次义务家访也没来。

  “我女儿受歧视,就因为我们赚不了多少钱,”包红站在租住的房子外面说。房子是她和丈夫一起租的,她丈夫是一名马路清洁工。

逃离中国

  一些家长发现,坚守正直的唯一办法是完全不接受中国的教育。37岁的王萍(音译)在北京经营着一家酒吧。因为对贿赂成风深感厌恶,她决定把儿子送去国外接受教育。她给儿子在艾奥瓦州的一所公立高中报了名。

  八月,在和独生子挥手告别时,她潸然泪下。“从孩子生下来开始,中国的教育制度就对他们就不公平,”她说:“我不希望我儿子再和这种制度有任何瓜葛。”

对教育腐败的思索

  一个孔子可以影响数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等,试想什么样的政治有如此大的穿透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是最根本的一个要件。教育,直接关乎人的各个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个人的政治观点的形成与走向。百年树人的教育一旦腐败,那么影响就要深远得多。受其害的就不只是一二代人的事,而是子孙万代了。

  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多的不公平;也有太多的丑陋。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包养二奶、三奶早已是司空见惯;十几岁的大学生傍大款、陪高官也屡见不鲜。好像这个社会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准则:物欲横流,龌龊遍地,红黑颠倒,是非倒置。人们似乎已找不到做人的正确航向: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现在看来,倒好象成了“不包白不包,白包谁不包,除非是脓包! 
   教育是一个高度垄断性行业,教育领域腐败当然具有垄断行业的腐败特征。凡是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可能有腐败问题,而垄断行业的权力更大,腐败也就比非垄断行业严重。教育消费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使得教育成为短缺资源,为控制教育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了谋利机会。“再穷也不能穷孩子”,大多数的家长都舍得在孩子教育上花钱或投资,正是如此,一些单位专门利用教育资源谋取私.一些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对腐败危害认识不清,发案之后遮遮掩掩,甚至为腐败分子鸣冤叫屈,托关系说情,对查处工作产生了较大阻力。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系统最容易发生腐败的环节,都不是发生在教学业务环节上,而是在教育管理环节上。教育管理环节,才是教育腐败的高发地段和教育黑洞的主要分布地带。 教育的非市场化,必然要求管理者强化对教育的管理,也就是说,非市场化意味着权力的强化。但是,权力的强化,必然要求同时强化监督机制,而教育领域的权力制约机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教育界大大落后于整个社会的改革进程,这是这些年来教育改革的一个失误。一方面是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渠道多样,一方面是教育管理的权力膨胀、监督滞后,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权力的滥用和职务犯罪的增加。这就是教育腐败的症结所在!

  所以,对国家有关部门来说,面对现有教育领域存在的各种有形无形的腐败现象,一方面要对具体腐败行为予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站在社会和谐与社会公正的立场,要找一找、查一查教育制度自身的缺陷。同时最好还要躬身自问:现有教育腐败的出现与存在是否与自己的行政理念与制度机制也有一定关系。

  本文根据新闻整理,不代表本站观点,请辩证批判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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