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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演义最后赢家 玄武门政变谜底下的真实李世民

  
  唐初在玄武门演出了一场杀兄夺位逼父的悲剧,好的一点是推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政绩卓著的皇帝李世民。而他上台关键一步就是“玄武门之变”,当时的史料倾向于他. 但是也为后人留下了种种疑点。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率尉迟敬德等,伏兵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其长兄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逼高祖立自己为太子,史称“玄武门之变”。围绕这次事变,有几个间题至今悬而未决。
  人物: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
  李渊:大唐开国君主,玄武门之变后被迫退位作太上皇,不久去世。
  李建成:李渊长子,太子,“性颇仁厚”、“亲慈”,“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得士庶之欢心”。
  李世民:李渊次子,封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后来的唐太宗。
  李元吉:李渊四子,建成和世民的弟弟,封齐王,支持太子建成。

  长孙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无忌的妹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
  张婕妤:李渊宠妃,支持建成。
  尹德妃:李渊宠妃,支持建成。

  房玄龄:李世民主要幕僚,"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善于谋略。李世民心腹,玄武门之变主谋。
  杜如晦:李世民一党,“秦府十八学士”之首,玄武门之变主谋。
  程知节(程咬金):李世民心腹,常年担任其幕僚,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人之一。
  尉迟恭(尉迟敬德):李世民一党,玄武门之变的重要参与者,亲手杀死齐王元吉,又威逼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
  长孙无忌:李世民一党,长孙皇后的哥哥,“秦府十八学士”之一,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主谋作用,终身为李世民信任,李世民评价为“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魏征:太子建成的谋士,曾坚定支持太子,“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玄武门之变后被李世民重用,成为贞观朝最重要的大臣。
  裴寂:李渊最为信任的宰相,也是建成的坚定支持者。
  常何:原来是建成的亲信,玄武门守将,后被李世民收买,成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

  李靖:隋末曾试图揭发李渊谋反,几乎被李渊处死,幸而为李世民所救。表面上没有参与玄武门之变,但其手下多人是李世民亲信,参与了政变。
  温大雅:李渊起兵后任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是李渊的机要秘书,后来属于李世民一党,玄武门之变时镇守洛阳,出谋划策。著有《大唐创业起居注》,对隋末唐初史实多有较真实的记述。

  兵若干

 事变的始作俑者

  唐高祖李渊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三子李元霸早死;长子李建成通常留居长安.协助高祖处理军国大事;次子秦王李世民领兵出征,统一全国。随着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功勋,威望日增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二人争夺皇位的斗争日趋明朗化。在这场斗争中,四子齐王李元吉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

  一种意见认为,玄武门之变虽然是李世民策动的,但它却是由李建成酿制,最后自食其果;而李世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对策。据《资治通鉴》载:“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人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李建成害怕声望日盛的李世民威胁自己的太子地位,多次欲置其于死地。武德七年夏季当李渊去宜君县仁智宫避暑,李建成乘机私下令庆州都督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企图用武力除掉李世民;同年七月,李渊“校猎城南命三子同往,李建成故事意拿“喜服,.的胡马,让李世民骑。为此,李世民曾言:‘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还无中生有地通过妃殡向高祖报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想以谋反罪置李世民于死地;据《资治通鉴》载,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儿天,李建成乘北征突厥的机会,图谋将秦王府的精兵和晓将移至自己手中,然后杀掉李世民,只是这一密谋被泄露,才未得逞。

  另一种意见认为,玄武门之变作为争夺皇位的同室操戈相互残杀,其始作俑者,乃秦王李世民。据Ci日唐书》记载,武德四年,在乎定王世充期间,李世民与当时秦王府记室房玄龄拜访了一位远知道士。他对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李听后很得意,取代李建成当太子的念头越来越浓。大臣封德彝亦认为,“秦王恃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着名学者陈寅格先生认为“唐自开国时建成即号为皇太子,太宗以功业声望卓着之故,实有夺嫡之图谋,卒酿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变.,这话还是有道理的。

唐高祖的倾向性

  在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长期明争暗斗过程中,高祖李渊倾向于哪一方呢?有人觉得,李渊处处偏担李世民,放手让其与长兄李建成争个高低,以取而代之。据不少史籍记载,太原起兵以后,李渊就曾对李世民许诺过:“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当有的大臣眼看着李世民的权力日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时,建议趁早将他打发出去。李渊不仅没有采纳,反而给予李世民更大的权力,特IF,其为“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还增邑二万户,准许他“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促成其积聚起更强的势力;当事变发生时,李渊正在 “泛舟海地”,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并说:“建成、元吉本不预议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好谋。今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当即回答:“善,此吾之夙心也。”可见他倾向性是何等明显。

  也有人觉得,确有许多史籍作了李渊倾向于李世民的记载但大多出于贞观史臣们的虚构。李世民是成功者,由他当政时期编写的史籍,当然会进行种种有利于他的修饰。其实李渊一直是站在长子李建成的一边的。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帝王,“立嫡以”的观念在他身上并没有动摇过。如在早年安排职务时,李渊就让李建成统率左三军,而让李世民统率右三军;李渊进封唐王后李建成为唐世子,李世民则为秦公;及至李唐王朝创立,李渊还是毫不犹豫地立李建成为太子;后来,当李渊发现李世民有专制行为和夺嫡图谋时,对其流露过强烈的不满:“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还有人觉得,鉴于隋王朝废立太子而引起骨肉相残的教训,李渊面对儿子们争权夺利的斗争,往往采取不偏不倚、摆摆平的做法。例如,武德七年杨文干兵叛一事连及李建成,李渊一边许诺李世民为太子,一边要封李建成为蜀王,不得诛杀骨肉。最后,还把兄弟不能相容的罪责归咎于东宫与天策府官属;当夺嫡斗争愈演愈烈时,李渊就打算将李世民封往富庶的洛阳,但遭到李建成、李元吉反对又只好作罢。

李渊让位之谜

  玄武门之变的刀光剑影刚刚散去,唐高祖李渊就戏剧性地将帝位让给了李世民,此举在封建时代是罕见的。对于李渊让位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时他已年届六十.原来那种进兵长安的锐气早已衰退。当上皇帝后.生活日渐腐化本人不愿再勤于政事,更不想亲自出征打仗,经受风霜之苦,于是产生了高升太上皇之位坐享清福的想法,主动把皇帝之位让给了跃跃欲试的儿子。

  也有人认为,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王朝的军政大权实际上开始落到李世民手中。在事变过程中,李世民既然下得了毒手杀害兄弟及其诸子,难保日后就不会向父亲开刀。据《二十二史札记》记述,当李渊坐视其孙子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心有余悸的李渊,为了避免落得隋文帝一样的下场,于是采取了主动行动。还有的论者认为,李世民暗中或许还对其父进行过威逼,令其交出权力。不管怎么说,既然李世民掌握皇权已成定局,李渊让位实属不得已的做法。
  史书不断的强调是李建成鲜陷害李世民在先,李世民是被逼出来的。这故事完全将李世民说成是被动的一方,好像是个受害者一般。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现李世民有当太子的野心? 由於李建成是这场斗争的失败者,而史书又是胜利者所写。因此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史书中几乎被写成昏庸无能之辈,甚至再三陷害李世民。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是说李建成曾在酒中投毒,李世民便吐血数升。但是,史学界也对这一类的史料产生怀疑。投毒事件其实十分可疑,那时兄弟早已势成水火,李世民又怎麼会去东宫和建成喝酒?如果李建成真的想杀害弟弟,哪有毒不死的道理?人的血又有多少,李世民吐血数升未死,岂不是医学上的奇迹?因此不少史学家认为:李世民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辩护,便在史书中捏造了很多栽赃李建成他们的传闻? 此外,有人将唐朝的史书和当时的一个大臣温大雅写的史实做了对比,发现有很多事情都不一样。温大雅写的史实表示:李渊颇有作为,亲自策划了晋阳起兵。李建成具有战功,并不比李世民差多少。但唐朝的史书呢?完全将高祖放到被动地位、李世民的兄弟都写的平庸甚至无能,几乎把建立唐朝的功劳完圈归於李世民。由此来看,李世民扭曲史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所以,我认为玄武门之变压根儿就是李世民为了当太子〈甚至是想当皇帝〉,故意杀害了自己的兄弟。不过是事后在史书中将自己的行为加以美化罢了 。玄武门之变不光是兄弟之争,更像是父子之争,这是李世民夺权的阴谋,不是什麼自卫反击
吴王李恪之死
  吴王李恪因其才华出众被受太宗赏识,确有立其为太子的想法,因此高宗永微年间,被长孙无忌污蔑谋反而被高宗赐死。李恪,唐太宗第三子,母乃隋炀帝之女。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贞观二年徙蜀,与越、燕二王同封。不之国, 久乃为齐州都督。帝谓左曰:’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籓 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十年,改王吴,与魏、齐、蜀、蒋、越、纪六 王同徙封。授安州都督。帝赐书曰:“汝惟茂亲,勉思所以籓王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外之为君臣,内之为父子,今当去膝下,不遗汝珍,而遗汝以言,其念之 哉!”坐与乳媪子博塞,罢都督,削封户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 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 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 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 “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四子,仁、玮、琨、璄并流岭表。显庆五年,追王郁 林,为立庙,以河间王孝恭孙荣为郁林县侯以嗣。神龙初,赠司空,备礼改葬。 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 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 ,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从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以后赐吴王恪书可以看出,太宗逝世之前,他都还是很有野心的,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若吴王恪是个太过于本分的人,太宗也不必如此费尽苦心地告诫他。 还有一样东西是不得不提。 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主要原因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人们担心残暴的隋朝会卷土重来,所以就算他如何有文武才,又如何善骑射,在当时也不可能让他当上皇帝。 至於之后他能当上司空,我觉得是李治和长孙无忌的一种政治伎俩。挑个在皇帝上头最大的兄弟封赏,安定人心。李治岂是无能,他知道他的三哥就是他当皇帝最大的阻碍,只有除了他,他才能安枕无懮。长孙无忌更不是不忠或什麼奸诈的,只是他是随李世民南征北伐才打下大好江山,当然不会拱手将皇位送给这个隋炀帝的外孙,吴王李恪。
  也有说法说李恪之死是因李世民担心其过早的如自己威逼父李渊退位一样,危机自己皇权。因此立相对不怎么出众的李治更为可靠。

相似的史实大异的评价 

  隋炀帝(604年—618年在位)“修通运河”、“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杨广即位之后,对于国政有恢宏的抱负,并且戮力付诸实现。他在位期间修建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推动大建设,开创科举,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等,文学成就较高,作有饮马长城窟行等传世名作,也是早期写词的一人 。
  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主要是兵役太重。本身修建大运河就伤民大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致使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打下了伏笔。但大隋是有能力平定起义、叛乱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手下李渊的军队后来平定叛乱可看出。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有关,加上对他的谥号"炀"是最贬义的一种,所以,后来的人们都认为杨广和秦二世胡亥一样,是最坏的皇帝。其实,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他的功绩,应该肯定。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地否定,那么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该给予肯定。总之,杨广应该是个毁誉参半的皇帝,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又名杨英,小名是阿麽。父亲杨坚建立隋朝后,杨广被封为晋王,当时只有十三岁。除了王位外,还让杨广做并州(治所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市)的总管。   
  杨坚之所以要让很小的儿子担任并州总管,拱卫京城,是吸取了北周没有亲近的重臣辅佐,而被自己灭掉的教训。为了让儿子得到锻炼,真正能在以后胜任,杨坚让很有才干的大臣王韶担任杨广的辅臣。王韶没有辜负杨坚的信任,对杨广尽心尽力,有一次,在他出巡长城时,杨广便趁机造园林,结果等王韶回来后立即劝止了杨广。   
  后来,隋朝兴兵灭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统帅,但真正领兵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将领。灭掉陈后,进驻建康,即现在的南京,杨广表现得很有气度:杀掉了陈后主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封存府库,不贪钱财,最后将陈叔宝及皇后等人押回京城。灭掉陈后,杨广进封太尉之职。   
  此后,杨广也是屡建战功: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
隋炀帝真的是如此昏君吗
       鉴于顾颉刚的古史辨思想,有感于“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当代对前古事件的看法的偏裨,籍此而探究人们口中的暴君——隋炀帝!
    《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纣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由于他处在忙国之君的下流地位,人们就把他当作坏的偶像,把天下所以的坏事都归到他的头上了,这说明历来相传的纣的罪恶都是陆续加上去的,《尚书》中只说,纣只是一个糊涂人,贪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而已。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样荒淫无道、残暴不仁的暴君,只是后世因他处于忙国之君位,把一切的坏事推到他身上而已,而且经过历史层层的累积,造成后世隋炀帝暴君的形象!故此,我们不得不深思,隋炀帝究竟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无道?
     造成我们对隋炀帝否定评价的莫过于不恤民力修筑大运河,不顾民苦数征高丽,奢华耗费三游江都,这些历来都是人们揭隋炀帝短的焦点所在,的确,这都是劳民伤财的举措,直接加速了隋朝灭亡,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
  大运河,历来人们对它都褒贬参杂,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劳民伤财的工程,也肯定它在沟通南北、加强对东南方统治的历史作用,但试问一下,那一项庞大的工程,不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支持?阿房宫不用,长城不用?后世的王朝不是不想构筑宏伟的工程,而是鉴于秦、隋因耗民力而灭亡的教训而已,但后世哪能再现长城的宏伟、隋大运河的伟绩!在此,我们先考察一下隋炀帝建造大运河的目的所在,以探寻其功过。大运河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部分组成。
  “(大业元年)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土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大业)四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千河,北通涿郡。”
  此两段,是大运河的主体。后世因其所耗巨大,即使有其辉煌的历史意义,亦不能抹其暴政之色彩。若仅此而论,的确如此,但是,倘若细究其建造之目的,则不然。隋之崛起,是终其四百多年之分裂局面,南北联系失之久矣,若帝国行中央集权之政体,必要创南北之沟通,遂使大运河之创举横空而出,摒除南北分裂之局面,其意义不言而喻!
  征高丽,往往作为隋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盖因为隋炀帝数征高丽,极严重动摇了帝国的财政和震撼了帝国的社会基础,籍此造成隋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一次士兵哗变,遂使其寿终正寝!不难想象,屡征高丽,直接导致了帝国人民难以承受灾难,无止境的征谪,繁重的徭役,迫使人民起义嬴粮而景从。
  “大业七年,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
  “大业九年,重征高丽,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
  “(九年)壬午,复宇文述等官爵。又征兵讨高丽。”
  “十一年,河南、扶风三郡,并有马生角,长数寸。与天保初同占。是时,帝频岁亲征高丽。”
  “(十年)二月辛未,诏百僚议讲伐高丽,数日无敢言者。”
     屡征辽东,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大业十年遂使高丽遣使投降,夫使高丽屈于淫威下,亦使帝国内部千疮百孔,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就此不论其影响,探释其征辽的目的。在炀帝最后一次伐辽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朕纂成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抄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姑不论此话真实性如何,但有一点可以看出,他远征高丽,不单单是为了颂扬武功,而是为了并寰宇,一海内。试问一个盛世君主,要想有所作为,能籍以何种途径?汉武帝时堪称汉的全盛时期,在处理内部事务后专力外务,开疆拓土。“(武帝)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 “及至南粤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 “越驰义侯遗应劭曰:‘亦越人也。’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被称为开创李唐盛世的唐太宗,在后期亦专事于高丽的征服。“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服,声教益广。[12]”由此可见,每一个王朝处于鼎盛之时,君主要想有所作为,必定从事于国内的统一事业,开疆拓土,以此扩大帝国的面积,汉武帝因成拓张之大业,遂留名千古,唐太宗因前期的丰功伟绩,后期的拓土之失败,亦不失其明君之名,盖炀帝因前期无非凡之政绩,而后期征高丽之失败,使天下之漫骂声汇于此,促成炀帝暴君之名确立。
     而经过唐代一世,统治者基于治乱兴衰的需要,将炀帝比之于夏桀、商纣,尽为之粉饰,遂使后世成之以恶名。
  “贞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
  “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
     此数则,皆是太宗与魏征的对话,而且相距炀帝时亦只有二十年,其真实性可作参详。其一则“炀帝性猜防,专信邪道”,此不足视为无道之表现,充其量说也只是炀帝的一种性格,猜忌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平时不外现,当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时,亦即是有显赫功勋的人展现在舞台时,才促成这种猜忌成为皇帝之大忌,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伟业绩黯然,即乃明证。而“专信邪道”,恰其明示炀帝之旁专权小人之充斥,虞世基就是一个典型。古语有云:“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充分说明君主行为不当时,敢冒讳之谏臣的匡扶作用。假使炀帝将行暴行时,世基等人能试头颅之不顾而厉行进谏,或许历史会改写。
  “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鼓城阁之变。”
  “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既而炀帝偏信于世基,委之以重任,世基当以匡扶为己任,然而,为了自己之高位,竟阿谀奉承、以塞谏路,尽失为臣之责,最终落得身死的下场。此亦加固炀帝暴君之形象!
  二则“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东西征讨,穷兵黩武”,此则正是刻画炀帝奢侈无道、严刑峻罚和滥征乱伐之表现,亦是他暴君形象不可推卸的一个基石。若单论此奢侈无厌、滥用武功,本亦忙国之因,但盖因当时帝国之强盛,有其奢侈之本,开拓之基,则另当别论。当时炀帝秉承文帝之大业,海内殷富。“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洫,沙碛碱卤,丘陵阡陌,皆不预焉。”、“,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有此强大之物质基础,行奢侈不为过,屡征高丽,有其现实之可能性,遂不难解释炀帝后期专事高丽之举措。“彼炀帝者,岂恶治安、喜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也。”此乃明证!
     为何有此丰厚之基,三幸江都,会造成民不聊生之景况,盖因炀帝巡幸之州县,要其负责开销,而当地之官员,为了表现殷勤或借机勒索当地居民,征收为之巨大赋税,遂使不满之声充斥田野。“(巡幸)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由是这,天下之民皆塞责于炀帝。
  除此之外,炀帝在平定南方的陈朝,沟通西域、开创科举方面,亦取得一些显赫之成就,在此并不累赘,观乎一个历史人物,并不能因往古人之评述,而一味之盲从,若要了解,则放乎当时一个特定之历史时代里,考其得失,方不至于有失偏裨!
  从这点来看,他和李世民有些相似,都是次子,都有战功,都是通过非常手段得到的皇位,只不过李世民比杨广的政绩突出一些,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人们就对李世民称誉多一些,对杨广贬低的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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