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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帝国的延寿者猛人张居正 

   

张居正的阳光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拱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的阴影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  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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