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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关的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些事儿


  中国与诺贝尔奖的渊源从该奖颁发以来,截止2012年与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赛珍珠,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达赖十四世,刘晓波,莫言总计有6位,跨文学化学物理学领域。现以相关资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做以阐述。

  (一)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双重国籍
  (二)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美籍华人有关资料说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
  (三)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双重国籍
  (四)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十四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五)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六)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莫言了文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一)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双重国籍
  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双重国籍。不过她是正宗美国血统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1932年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193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一位女士——获奖作品是中国题材的《大地三部曲》、《异邦客》和《东风?西风》;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对她的评语是:“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这位获奖者就是赛珍珠,曾经在金陵大学执教的美国人Pearl Buck。而她的所有获奖作品也大都是她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东)
  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段。诺贝尔奖给了她荣耀,但同时也说她是一位几乎只以中国为写作题材的作家。在后来的文学事业中,赛珍珠曾试图摆脱这种写作的狭隘性。她的第一部小说《东风和西风》(1930年)实际上包括两个有相互关系的短篇小说,这部作品为她的初期写作奠定了基础。从1930年到她1938年获诺贝尔奖,这期间的小说和传记与中国的传统有关,有些则与西方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关。三部曲—— 《大地》(1931年)、《儿子们》(1932年)、《分家》(1935年)——以一卷本《大地上的房子》(1935年)出版,该书唤起人们注意普遍的人类境况、自然的循环过程以及人类的兴衰。《母亲》(1934年)介绍了一位不畏艰辛劳苦、勇于求成的妇女原型。似乎是为了强调东西方联合的可能性,赛珍珠也以同样的口气发表了一些散文作品。她给她的母亲和父亲写了传记《放逐》(1936年)和《奋斗的天使:灵魂画像》(1936年)。在两种重要的文化都起重要作用的生活中度日是有困难的,这两本书对此分别作了同样的评价。   
  上面提到的那些书为赛珍珠赢得了声誉。独特而略带异国情调的人物无疑地使得作品广受读者欢迎,这种特点也同样使作品本身具有力量。这些书——无论是小说还是传记,都忠于她所信奉的小说概念。它们包含了她认为堪称无比重要的一个民族、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活动范围和历史。这些书不含有作者的参与意识,而只让事实说话。   
  赛珍珠1934年永远地离开了中国,回归美国标志着她开始努力扩大写作范围。她没有抛弃远东地区,然而除了这个题材以外,她不但以东西方世界的结合为题、而且也严格地以美国为题材进行著述。大多数作品受人欢迎,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作品与她获得诺贝尔奖前不一样,未能受到评论家们的注意,甚至连温和批评性的支持都没有。   
  在《一颗骄傲的心》(1938年)和《诸神:美国传奇》(1940年)中,她倾诉并反省了有关自己、家庭的许多问题以及成名的种种酸楚。为了弥补写作题材上的缺陷,并防止读者以名取文,赛珍珠用约翰?赛奇斯的笔名写了五部以美国为题材的小说。上述作品着重描写了一些她自认为是标准的美国人的形象,但她塑造的人物没有能给她早期著作的普遍性主题增添光彩。或许是这些人物不同于她在有关中国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美国读者太熟悉他们了。随后,她得意地将这一尝试公之于众,并宣称达到这样的目的:证明来自生活中的故事才会受到描写对象们的欢迎。在写这些书时,她试图像她的有关中国的作品那样来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她强迫自己尽力按西方人的传统习惯来写西方的故事,因此就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不能像早期那样娓娓道来,故事变为情节,而情节正是其书畅销的另外一种原因。   
  使用假名字,在出版问题上常因商业性的解释而被笼罩上阴影,这一点对赛珍珠来说也很重要。赛珍珠一直明白她的名望的商业力量。原本只作为家史的母亲的传记后来出版了,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她丈夫的公司。传统观念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被高明的评论家所承认并推荐给读者的,而赛珍珠则认为,只要大众喜爱,作品就具有价值,她的文学生涯为这种矛盾冲突所困扰。赛珍珠使用假名,是想兼顾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顾了后者,失了前者。   

  当更多地致力于慈善事业时,她似乎是从自己的经历和报刊新闻这两个方面获取写作的故事情节。赛珍珠以美国军人与亚洲妇女所生的弃儿以及曼哈顿工程(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为题材,写了一些小说。她也写了很多涉及世界种种问题的其他体裁的文章。   
  赛珍珠的作品即使适合大众的口味,它们与20世纪中期的文学成就也不能相提并论。与这种意见相关的评论,把赛珍珠获奖后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当成了一种典型。她的声望、她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作品中并未出现的自己的影子,所有这些与当代重要小说相比都显得很不相称。她也可能属于过去时代那种极端写实的作家,一个落伍的作家。   
  赛珍珠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中明确陈述的论点——作家是小说描写对象的仆人——不能作为现代箴言被人接受。这种论点被解释为作品缺乏艺术性,情节粗制滥造,有损于作家名声。当她自己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两种意见的冲突从来未能减弱她的这种愿望:去做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去做那些自己承认是被逼出来的事:写作。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的作品,其主要失败之处或许证明了她的这一观点:西方的小说家能够从东方的小说中学到一些东西。
  赛珍珠的《大地》在中国的命运是耐人寻味的,鲁迅、巴金、茅盾、胡风等人都不喜欢其作品,这是集体封杀还是另有隐情?是我的地盘我做主还是文人相轻?
  1932年,中译本《大地》在中国问世。《大地》受到许多人的好评。鲁迅也阅读了《大地》。  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姚克《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一文后,鲁迅致信姚克,说:“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笔者按;即赛珍珠),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笔者按:《寄庐》系美国女作家诺拉?沃恩所作),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毋庸讳言,多少年来,人们对赛珍珠的译介与评论始终持低调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不能不说鲁迅的评论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后人对赛珍珠的评价沿袭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批评,极大地妨碍了对赛珍珠的全面认识与客观评价。其后,《大地》虽于1938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中国文艺界仍以鲁迅先生对《大地》的评价为准,赛珍珠及其《大地》热,半个世纪内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茅盾在《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一文中,批评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胡风也不满意《大地》里的中国,他认为《大地》的内容“是被一个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贯穿着的” 。胡风认为,赛珍珠把握不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不能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所以,胡风得出结论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
  巴金对赛珍珠也持厌恶的态度。他在《鲁迅风》上曾坦率表白“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所以,当曾经认为赛珍珠何足道哉的朱雯受商业利益的鼓励而加入抢译《爱国者》的队伍,并一改初衷,吹捧这本书时,巴金拍案而起,质问道:“我不明白赛珍珠女士的《爱国者》为什么会被中国(上海)作家和出版家注意。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文化人’抛开别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抢着翻译一本虚伪的书。” (不过,赛珍珠和中国的其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例如老舍,关系不错。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徐志摩是她的好朋友,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之间有恋情)。
  后来,当好莱坞米高梅电影公司(MGM)于1934年在中国拍摄根据《大地》改编的电影,南京政府官员也表示了不满,尤其是对《大地》描写了饥寒交迫的农民、小老婆、土匪抢劫等情节恼羞成怒。政府官员决心阻止拍摄任何让他们感到尴尬的镜头。按照赛珍珠的说法,他们“指派一个村庄给电影公司,坚持要求女人都穿上干净的衣服,头上插着鲜花。他们也反对电影中出现水牛,他们认为这会让中国看着像中世纪一样落后,他们想用拖拉机替换,虽然这时候在整个中国只有两台拖拉机” 。最后,赛珍珠指责政府代表在摄制组离开中国时,焚烧了上海的摄影棚,往电影胶片箱子上泼硫酸。电影胶片到了美国后几乎全部得重新拍摄。
  赛珍珠与林语堂:皆因版税断情义。从林语堂跻身世界文坛的起点之作《吾国吾民》开始,赛珍珠就一直是林语堂图书的出版人。当时,她的《大地》已畅销世界,40万美元的版税,使她成为一个富有的女人。
  事实上,林语堂未到美国前,还只是赛珍珠的特约撰稿人,直到赛珍珠不满于那些写中国题材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而林语堂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鼓励下,化10个月时间创作了《吾国吾民》,问世后,即在当年美国畅销书目上名列榜首,终于在美国一举成名。《吾国吾民》得到了3万美元的版税(林语堂拿到了6000元版税)。
  自此,从1935年到1953年的18年间,赛珍珠所在的约翰?黛公司先后出版过林语堂的《吾国吾民》(1953)、《生活的艺术》(1937)、《京华烟云》(1938)、《风声鹤唳》(1941)等12部著作。不过在1953年之后,林语堂突然有了一个大发现——依照惯例,一本书的海外版及翻译版的版税,原出版公司只抽10%,而约翰?黛却一直按50%抽取,并且版权还不属于林语堂,而是仍属公司所有。林语堂的书在约翰?黛出版后,往往又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销路也都不错,这样一算,这么多年来,林语堂觉得吃的亏着实不算小。
  还有一件让林语堂如骨鲠在喉的事情是,在他全力研究中文打字机而将全部积蓄10多万美元花光后,曾向赛珍珠借钱,但赛珍珠并没有借钱给他——这大大刺痛了林语堂的自尊心,他觉得受了污辱。一向精明强健的林太太在此打击之下,也竟至精神焦虑,夜里失眠,常常啼哭,并且成天嘟囔着:“我们没有钱了,我们欠人家钱……”
  也许,赛珍珠夫妇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看待自己与林语堂的关系的:朋友是朋友,赚钱是赚钱,朋友的钱照赚不误。
  1954年,林语堂要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离美前,他从纽约给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赛珍珠夫妇打电报辞行,而对方居然置之不理。这时伤透了心的林语堂,意识到他们之间已情断义尽,决定就此绝交。幽默大师林语堂。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要得益于赛珍珠的帮助,可惜两个人后来却因小事反目成仇,形同陌路。
  回家只在一步之遥在赛珍珠将近80岁时,心中一直想的是回中国一趟。1934年赛珍珠回到美国,但是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和结婚17年的丈夫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离婚,当天在雷诺(Reno)嫁给了约翰?戴出版公司总经理、《亚洲》杂志主编理查德?弗?威尔士,这在当时引起众人的非议。直到1970年,赛珍珠已经有将近40年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了,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内战,和共产党的胜利。
  在那段中国与美国还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岁月,美国人根本不可能访问中国。但1971年由乒乓外交的中美关系的解冻让她看到了希望,她给他认为能够帮助她搞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函的任何人写信,包括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赛珍珠信心十足地向美国媒体宣布,她也要尽快访华。为此,她还同意主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为配合中美关系解冻而播出的专题节目“重新看中国”。1972年5月,她终于收到中国政府通过前国务院官员转交的回信:
亲爱的赛珍珠女士:
  来信收悉。
  考虑到长期以来您在著作里采取歪曲、攻击、谩骂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态度的事实,我被授权告诉您我们无法答应您访问中国的请求。
                              您的忠诚的,
                                 二秘H. L. Yuan
  赛珍珠惊讶得目瞪口呆。回家的路是如此艰难,不幸的是就在赛珍珠离它只有一步之遥时,却永远倒下了。1973年3月6日,享年81岁的赛珍珠逝世于佛蒙特州丹比城。在一个简短的非宗教仪式后,赛珍珠被葬在了离她的宾州住宅几百米处的一棵白蜡树下。她自己设计的墓碑上没用一个英文字母,只是铭刻了  “赛珍珠”三个汉字。她选择使用汉语和她早年的名字来永远代表自己,可说是意味深长。据说,当赛珍珠被安葬时穿的是一件她平生最喜爱的中国丝绸旗袍,也许她要穿着它回家。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写成的。
(二)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美籍华人有关资料说获奖时为中华民国国籍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朴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了CP自发破缺的问题,发现和研究了非拓扑性孤立子,并建立了强子结构的孤立子袋模型理论。
  杨振宁,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今肥西县),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其于1954年提出的规范场理论,于70年代发展为统合与了解基本粒子强、弱、电磁等三种相互作用力的基础;1957年由于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观念被实验证明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曾在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领域做出多项贡献。
  李政道与杨振宁于1940年代末开始亲密而富有成果的合作,两人共合作发表32篇论文,但这个合作在1960年代初终止。两人从此分道扬镳,成为华人学术界的憾事。   
  关于他们个人关系分裂的原因,李杨双方偶有公开叙述,然而各有说辞,令外界对真实原因依然不得而知。李政道在1986年撰写的“破缺的宇称”一文中,对于李杨关系有生动的比喻。[2]“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李政道接着说:“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杨振宁曾形容他和李政道的关系,“有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破裂的时候,我想跟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在同一等级的痛苦。”杨振宁表示李政道是自己最成功的合作者,与李政道的决裂是他今生最大遗憾。
(三)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双重国籍
  李远哲(Yuan Tseh Lee)1986年以分子水平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研究与赫施巴赫(Dudley R. Herschbach)及约翰?波兰伊(John C. Polanyi)共获诺贝尔化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台湾人。目前为“中央研究院”、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及德国哥廷根科学院等之院士。于1994年1月15日,放弃美国国籍,回到台湾李敖在2005年出版的新书《李远哲的真面目》中,评价李远哲“是好人,但也会做坏事”,“没有领袖风格,只能做科学”,不应把他(李远哲)“捧上天”。
(四)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达赖十四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下评论来自相关资料)
  达赖,全名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1940年2月,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等职。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残害西藏人民。叛乱失败后,达赖逃往印度。上世纪60年代初,达赖集团在印度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1960年9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和资助下,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唐重新组建“四水六岗卫教军”,对我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武装袭扰。达赖还编造大量谎言污蔑中国政府、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在达赖集团煽动蛊惑下,拉萨发生多起骚乱事件,给西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2008年3月,达赖集团又煽动制造了拉萨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打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烧毁商铺1300多个。不久,又出面煽动破坏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
  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立即对我国实行“制裁”,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也采取相应行动。6月26日,世界银行推迟考虑对华贷款。7月15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政治宣言,“谴责”中国。1989年10月7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迎合国际反华逆流,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这种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卑劣行径,使达赖集团得到极大支持。此后,达赖在四处窜访、丑化和分裂中国方面更加起劲。
  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大陆政府抗议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 1989年10月7日,我国政府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授予达赖198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
  我国政府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或个人都无权干涉。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决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这是对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活动的公然支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此,我们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必须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这一错误决定也是直接背离了该委员会关于“民族间的和睦亲善”作出努力和贡献的颁奖宗旨的。
(五)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以下评论来自相关资料)
  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早年当过知青和工人,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四年后,获文艺学博士学位。为出人头地,他以“骂名人”的方式一举蹿红,从而也开始暴露出其本来面目。
  靠骂李泽厚出名的刘晓波,倒是一直坚持“骂”字主义。为什么这样骂呢?略知此人的人曾一语道破天机:此人有强烈的出名逐利欲望。他直言不讳地声称:演讲“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近日有网友披露:美国政府1983年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其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虽是民间机构,但运作资金则大多数是从美国国会拨出。《民主中国》杂志是美国民主基金会资助的一家刊物,其主编正是这个刘晓波。即使在监狱服刑,刘晓波依然每月可以有人民币1.3万元的工资。真是够哥们呀!现在看来,诺贝尔和平奖可以算是主子至今扔给他的最高奖赏了。
  这个评奖结果所表现出的是西方一些人的傲慢与偏见,是对中华民族的蔑视和侮辱,他们把刘晓波捧为“英雄”是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严重践踏。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任何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都是一个孱弱无力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都有着自己鲜明的英雄观。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绝唱的文天祥是英雄,“精忠报国”的岳飞是英雄,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是英雄。这些英雄人物是中华文化精神人格化的榜样,是中国人民心中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精神风骨流芳百世,依然在感染和激励着当代的中国人民。刘晓波之流,过去不是中国人民的英雄,现在不是中国人民的英雄,未来也更不会是中国人民的英雄。
  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这样一个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决不是无意之举,而是刻意的选择。这种选择被有的人称为“选择性失聪”,是诺贝尔委员会在和平奖评奖时的痼疾,是西方意识形态下的政治议程使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并没有完全遵照诺贝尔的遗嘱,而是有政治议程,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如此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安排,无非一个再次袒露了他们一贯的政治目的:遏制中国的发展,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刘晓波这类人认为只要有了洋主子的撑腰,就可以在同胞面前抖一抖威风,立起头来。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投机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和今天并非个别。曾几何时,挟洋自重成为他们无一例外的生存方式。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目中,总想在洋主子那里讨声喝彩,讨得美钞的思维和做派,只不过是一些令人鄙夷的“另类”而已,已经越来越让人讨厌了。
  此时的洋主子可能正洋洋得意于此招的高明,想进一步看看中国陷入被动后是如何挣扎的呢!此时的刘晓波或许正在暗自庆幸自己的“骂”字主义又一次奏效,梦想着获得自由,携妻同行到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在成堆的话筒和鲜花面前再开新骂呢!倘如此,他们的如意算盘可就打得大错特错了!中国有两句古话可以送给他们:一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句是“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正在复兴的中国有着足够强大的自信力坦然面对这一切。而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只不过给中国人徒增饭后的笑料罢了!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在中国服刑的刘晓波,引发世人疑问:刘晓波是什么人?他何德何能受到诺贝尔委员会的青睐?
  1988年,时任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刘晓波毫不掩饰地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毫不犹豫地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对于“你今年6月在北师大获得博士学位,是否意味着一种官方承认”的问题,刘晓波回答:“我永远不承认学问好坏由博士硕士决定,我只看具体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学位。我认为,真正像样的只是极少数,所以我说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凭借这些偏激的言论,刘晓波一跃成为当时西方人眼中的“文坛黑马”。刘晓波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极尽吹捧之能事,他盛赞“西方有最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思辨哲学家、宗教哲学家、非理性哲学家和逻辑学者,他们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创造力,都发展到一个极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对于养育自己的祖国,刘晓波竟然说“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作为一个中国人,刘晓波把自己的民族和同胞贬得一文不值,说“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的素质这样低”,“中国人缺乏创造力”,而一切的原因“与人种有关”,“人类的不少弱点是共同的,只不过中国人把它发展到没法再操蛋的地步”。刘晓波耻于做中国人,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语不过关,“如果可以过关,中国会和我根本没有关系”,他称“与中国不得不有关系很丢脸”,甚至不屑于提到“中国”这个字眼。这与当年西方列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如出一辙。他还曾多次公开为“台独”、“藏独”摇旗呐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国分裂成十八块。
痛哭流涕:“我真的知道错了”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在美国访学的刘晓波认为成名的时机到了,立即提前返国,充当“六四”动乱的主要煽动者。后被公安机关逮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审讯结束后,刘晓波突然跪倒在地,紧紧抱住工作人员的腿,痛哭流涕地乞求:“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想坐牢,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他亲笔书写了“认罪书”、“悔罪书”,声称“要从现在开始努力痛改前非,脱胎换骨,做一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人”。在宣判当日,刘晓波当庭认罪,声泪俱下地进行忏悔。鉴于其认罪态度较好,政府作出免于刑事处罚的宽大处理。此后,刘晓波被学校除名。但他不思悔改,于1991年重操旧业,继续参与“民运”活动,并于1995年和1999年两次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动教养。
  国外有人发工资:“我不差钱儿”。刘晓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即任职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民主中国”公司,定期领取薪水。今年10月12日,境外阿波罗新闻网站刊载《“贵族犯人”刘晓波坐牢月薪知多少》一文披露,刘晓波的年薪是23004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57600元。即使在刘晓波服刑期间,每月仍可挣到13000元人民币。
  另外,刘晓波还靠在海外媒体撰文骂中国政府挣稿费,加上每月接受境外媒体采访的收入,以及西方颁发的各种“奖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境外媒体发现他“居所摆设高雅,墙壁架上摆满名贵的瓷器”,同时出手阔绰。刘晓波对狱友狂言:“我不像你们,我不差钱儿,我在这里服刑每年还有国外人给钱”。
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我被“完全粉碎了”
  刘晓波一直宣称自己是本着中国公民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公民运动”,把自己装扮成一副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形象,但察其言、观其行,刘晓波真的是言行一致,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高尚吗?
刘晓波到底追不追名?2003年,刘晓波在接受所谓“杰出民主人士奖”时,得意地说:“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会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对于西方施舍的各类“人权奖”、“民主人士奖”、“言论自由奖”、“新闻大奖”等等,刘晓波趋之若鹜,拼命以攻击自己的国家、民族来赚取这些廉价的奖项。
  刘晓波真的不逐利吗?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我为什么要演讲,一是自我感觉好,二是为了挣钱,不给够一小时多少钱,我就不去。钱是一种自我评价,有了一定数量的钱,你的生命也就随着开放到一定的广度。”他坦言,“有次去北京友谊商店,见到一瓶160元外汇券的酒,当时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个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妈的,你刘晓波出名、演讲,有什么用,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够清楚了!
  熟悉刘晓波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极其“偏激”、狂妄自大。2001年,他参与组建非法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并借此打压异己,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圈子,为此在“民运圈”四面树敌,并曾经因为挪用组织经费在美国遭到起诉。也正因为如此,刘晓波获奖使海外“民运”分子多有不服。
  以“宪章”反宪法:“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
  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不差钱儿”的刘晓波从2005年开始不遗余力地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力,并在2008年抛出所谓《零八宪章》。一方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煽动他人加入,企图改变政治体制、推翻现有政权,超出了言论自由的界限,涉嫌犯罪。
  所谓“零八宪章”其实了无新意,几乎照搬照抄了把捷克搞乱的哈维尔撰写的“77宪章”,其内容完全是违反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主张,它宣扬彻底否定党的领导和现行政体,以修宪为突破口推行西方政治制度,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扰乱群众思想,并且鼓吹“暴力革命”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其终极目标就是推翻党的领导、颠覆现行政权。推行这样的一部“宪章”,不但会使中国沦为西方的附庸,而且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福祉也将不复存在。“零八宪章”受到西方一致的吹捧。2008年12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刘晓波本人成为“零八宪章”的主要炮制者显然与他长期以来亲西方、崇美国的思想不可分割。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他发表《我想为捍卫生命、自由与和平而战》,称“这是美国人民为建立和捍卫全球自由秩序所付出的超常代价”,“要想让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燃遍全球,每个人都有责任向恐怖主义宣战”。
刘晓波作为西方演变中国的“马前卒”,必将遭到国人的唾弃。听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中国人可以给为刘晓波获得这个奖项忙前忙后的西方一些人颁发一个遏制中国“最佳创意奖”。颁奖词可以这样写:几十年来,为了他们心中不可告人的目的,殚精竭虑,将西方的智慧中最为拙劣的部分运用得可谓淋漓尽致。
  诺贝尔对于诺贝尔和平奖的遗愿是,这个奖项应授予“为促进民族和睦,增进各国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宣传和平会议而努力的人”。刘晓波究竟对人类和平事业有何贡献才获此“殊荣”的呢?许多中国人还记得“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正是出自此人之口。他说:“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贬抑中国人、否定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是此人一贯的政治立场。且再听听此人在20世纪80年代几段言论吧!“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能找出这样一个如此赤裸裸的辱骂式自白的人,西方一些人获得遏制中国“最佳创意奖”当之无愧!
六)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莫言了文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凭借《蛙》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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